造成雾霾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汽车尾气、城市建设、地形构造等等，但是，大量消耗能源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主要原因，这也引发了公众对环境污染的重视和改善的呼声。
倒U形曲线并非全球标杆
雾霾天气为我国的环境污染敲响了警钟。对于目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常用的说辞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环境污染不可避免；随着今后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了，对环境的需求也会变高，会主动采取环境友好措施，可以有更多的环境投入，即先污染后治理。
这种说法的理论基础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它是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一个理论，试图说明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即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先污染后治理的倒U形曲线形状。
隐藏在曲线背后是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经验。经济学的基本解析是：收入与环境改善正相关，当人们越富有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就越高，越有能力降低环境的恶化程度。经济增长有利于经济结构向低污染生产转型，并加速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强度的技术进步。
西方国家成功的环境治理经验似乎向人们展示这样的推论：即快速增长发展阶段（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环境污染不可避免，环境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来尽快超过对环境不利的发展阶段，抵达对环境有利的发展阶段。如果经济发展是曲线出现的充分条件，那么低收入水平下的环保政策可能是奢侈而没有必要。
问题是：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忽视时间地点，而在全球推广？时过境迁，今天我们面临的污染方式、资源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大为不同。发达国家经验说明在工业化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这里“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很重要。目前的人口大国，如中国和印度，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下，大规模、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是否会使环境污染接近或者超过资源和环境的临界点？是否会过了临界点而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而且，我国某些形式的生态环境恶化，可能已经是不可逆的。我国环境治理的困难会很大。首先会加大整个经济运行的能源消耗量，其可行前提是有大量低廉的资源供给。
目前，我国所处的情况很不一样，高速经济增长将面临资源缺口，资源价格会持续走高，工业化的剩余可能不足以用来消除外部的不景气。同时，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极端气候也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这样，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除了更困难和成本更高，是否真正走得通，尚未知。但是，如果现阶段对这些环境资源造成严重枯竭和退化，需要很长时间和很高成本才能恢复，这个是确定的。
看看历史，发达国家倒U形曲线的快速实现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即污染生产转移。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收入显然不到可以把高污染产品生产转向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到了“可转”收入水平，以那时中国的人口和需求量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规模，可能无处可转。因而，环境恶化的曲线上升区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以及拐点会推迟到来。
期待积极的政策环境
由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因此政府政策很重要。政府政策虽然不能改变曲线的总体发展规律，但可以改变倒U形曲线形状的细节，例如让曲线变得更扁平或更早出现顶点。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倒U形关系的存在，也需要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国际援助，通过适当的投资来直接控制环境恶化。
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可以说明，如果在快速增长过程中，较早实施可持续发展，以及政府的环境政策得当，倒U形曲线的弧度可以降低，甚至拐点可以提前到来。
当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环境政策下的倒U形曲线具有不同的特征。消极环境政策只是部分考虑了环境成本，通过制定环境标准和环境补贴等政策手段使曲线变得平缓，环境恶化的峰值降低。积极环境政策的曲线则是通过成本内部化，使曲线峰值进一步降低，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从而有效地防止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对环境的大规模不可逆破坏。
需要着重讨论一下能源价格对环境的影响。一般来说，环境的改善需要依靠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构调整、资源效率提高、投入构成变化及生产技术进步，除收入水平外的其他几种因素受资源价格驱动。因此，相应的政策组合应该是：设立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通过能源价格改革来反映环境和资源成本，来促使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能源强度降低和废物回收利用率提高，引导对常规能源的替代和清洁能源技术的竞争力。
环境污染是积累的。今天防治和治理某些环境污染肯定比未来治理更节省费用。放任环境恶化，除了今后治理成本高，还需要考虑污染影响的不可逆性，今天我们看到的雾霾天气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不容置疑，这种损失不会因为在经济发展后期的环境治理而逆转，而且其成本不是金钱可以计算的。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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