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5日刊登《大学排行榜真有“潜规则”？》一文，报道了成都理工大学曾于2004年和2006年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来校讲座，随后两次给武书连方面汇款数万元，此后该校在《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名次上升的经过。报道见报后，迅速被100余家网站转载，并引起广大网友的跟帖热议。不少网友质疑，大学需要进行排名吗，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排行榜？
教育部表示
不支持搞大学排行榜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5日对本报记者表示，教育部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说，大学排行榜是一些民间机构的民间行为，教育部从未组织过大学排行榜的活动，也不支持搞大学排行榜，不赞成对高校进行简单的综合排名。
续梅强调，教育部坚决反对排名机构对高校的拉赞助行为，坚决制止类似的贿赂行为。“教育部支持不久前南开、天大等高校拒交排名赞助费的做法。”
据介绍，前不久，天津大学龚克校长、南开大学新闻发言人吴志成教授曾公开透露，曾有大学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来索要“赞助”，遭到学校拒绝。
“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认为
大学需要诊断和咨询
为了了解更加全面的情况，记者两次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采访了“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
武书连承认，他确实于2004年和2006年两次到过成都理工大学，接受过大学支付的咨询费。
针对收费后是否会影响排名次序的疑问，武书连回应：“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的指标体系是刚性透明的，即使对某所大学进行过咨询，也不可能修改名次。
武书连说，在世界各国，能对企业进行诊断的机构很多，咨询费动辄上百万元。能对大学进行诊断的机构却极少，因为后者的门槛很高。如果咨询者的结论不能使大学信服、对其发展没有帮助，大学是没有兴趣的。“大学对发展中的咨询需求，过去社会看不到，通过我的诊断行为，已经证明了这种需求确实存在。我觉得，国家应当鼓励其他机构介入这一研究。”
“课题组没有国家拨款，作为经常性固定收入的版税和稿费，虽可以维持正常运行，但不足以使研究更深入。”武书连说，“我理想的状态是作为独立的社会评价机构，在专门研究经费的支持下(国家拨款和机构资助都可以)，与我的团队一起，为包括考生、大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提供免费服务。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些经费呢？在没有专门的研究经费之前，是否接受大学的要求，对学校提供专业咨询，最初是一个困难的抉择。反复考虑之后，我选择了逐渐放弃其他方面的收入，转而为学校提供诊断和咨询。”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澄清
下属单位没有科学学研究所
记者询问“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的性质和原来的挂靠单位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情况时，武书连回答：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就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广东分院，是民间科研机构。后按照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总院关于各省分院与总院脱钩的精神与总院脱钩后，不再活动。“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现隶属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
然而，当记者就此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核实时，院办一位工作人员在查阅资料后告诉记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下辖的各研究所中没有科学学研究所，所有研究所的负责人名单中也没有武书连其人。随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张乃剑秘书长在电话中肯定地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是事业单位，没有科学学研究所。
排行榜只是商业产品(记者手记)
去成都理工大学采访前，“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了2009年中国大学排行榜，成都理工大学跌出“百强”，在排行榜上名列第103位。登陆百度网成都理工大学贴吧和校内BBS，发现许多师生在上面留言，表达对学校跌出“百强”的失望、委屈甚至愤怒的情绪。
从成都采访回来后，我与一位在一所国家重点大学工作的朋友聊起大学排行榜，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在这所大学做管理工作的朋友透露说，“这太平常了，我们学校也请大学排行榜制作机构负责人来校做过咨询，并支付了5万元咨询费。别人都在请，我们不请会吃亏。”
排行榜在中国的出现，是在上世纪末。最初，只有考生、家长是排行榜的拥趸。而高校方面，由于排名并不能带来什么实质性影响，态度也相对冷淡。然而，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许多高校对大学排行榜越来越重视了。
这种变化的出现，说明大学排行榜“做大”了。正如成都理工大学在有关资料中表述的那样，“排名的先后直接影响学校的社会声誉，从而影响生源质量、经费数额、生活待遇等一切需要政府更需要社会支持的资源”。
联想到之前某顶尖高校的校长说过的话：“当大家都在关注大学排行榜时，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一所无需担心排名的高校尚且如此，其他高校负责人看待排行榜的心态，可想而知。事实上，部分大学负责人甚至有把学校排名的变动视为其任期内“政绩表现”的倾向。这种现状下，自然不难理解，为什么部分大学会与排行榜制作机构发生利益联系，甚至向“潜规则”投降了。
5日晚，针对本报的报道，成都理工大学在学校网站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说，“确实向武书连先生支付过两笔费用，但均与大学‘排行榜’无关，而是给其在处级干部和学术骨干会上作研究报告的课酬及相关咨询的费用。为校外学者支付课酬与咨询费，在世界各国大学均属惯例，我国高校也不例外。”声明最后说，学校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传统作风、“不甘人后、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和“穷究于理、成就于工”的治学理念，努力为国家和四川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倘若中国所有大学真的做到不为利益所惑，不为虚名所累，则善莫大焉。
作为民间机构，制作大学排行榜需要自谋资金维持生存和发展。不过，也正因为此，对于大学排行榜的规范和监管，更显得迫切。因为，一旦有了利益关系，无论这种利益关系是以什么名义出现，都会影响公正性和公信力，误导公众。
对大学排行榜，社会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知道大学排行榜的制作过程和运作模式，了解大学排行榜只是商业产品，存在不公正的可能性，清楚排行榜制作机构本身的商业性与逐利性，破除对大学排行榜的盲目迷信和追逐。
同时，虽然这一领域不适合由政府部门主导，但也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缺位。准入机制的建立、机构利润率的限制和商业运作行为的规范等，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作为。
我们追踪这一事件，并不是为了讨论大学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因为这属于学术范畴，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我们只是摆出更多的事实，让身为这些排行榜“局外人”和“消费者”的普通公众，更好地认识大学排行榜；同时，也为了呼唤一个更为规范、更加客观公正的高校评价体系。 (本报记者 赵亚辉 张 炜 赵婀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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