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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生活报 发布时间：2009/10/12 13:3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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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0周岁的张举凤，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70年，21岁的张举凤留城分配到哈市道里区通江二粮店，当了一名付粮员，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她见证了粮店的辉煌岁月，也经历了粮店的衰落时光。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采访了张举凤和她在粮食系统的老同事、原道里第四粮管所所长康青，听他们讲述那些即将消逝的记忆……
1 买粮的 多时能排出一条街
张举凤说，当年留城分配的时候，她有很多的选择：邮局、商场、电业局……但她最终选择了上粮店上班。“那年头，在粮店上班是很神气的事儿，找对象都好找。”说到这里，张举凤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张举凤所在的粮店一共有八个人，一个主任，一个册籍员，两个收款员，四个付粮员。张举凤说，她们粮店管的片一共有三千多户，因为那时候人们都是在周日休息的时候买粮，粮店只能在周一休息。“那时候粮店门口经常得排大队，我们一般是早上八点开门，但人多的时候，早上六点就得开门。如果赶上春节供应花生、瓜子和香油的时候，那人就更海了去了。”
张举凤介绍说，那时候一个月每个成年人的粮食定量是32斤，其中有7斤细粮：2斤米、5斤面，另外还有半斤豆油。“那时白面一斤是1毛8分5，豆油是8毛1分4，大米按等级，有1毛8分5的，也有1毛7分5的，玉米面、高粱米都是9分5……”说起当时的粮价，张举凤和康青还都记得一清二楚。康青补充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粮食充足了，白面就给到每人11斤、大米也给到每人5斤了。再后来，粮店就开始有了“生卖熟”的业务，就是把粮食加工成熟食，如烧饼、油条、麻花、月饼等等，放在玻璃柜台里，在粮店门口卖。
在上世纪70年代，粮食还是很紧缺的，一有个风吹草动，比如收成不好、发水啥的，老百姓就会蜂拥到粮店门口排队抢购粮食。“有时候能排出一条街去！”粮店有时候就会采用“打假垛”的方式，来缓解居民的这种紧张情绪，“就是在四周都垛上粮食，但中间是空的，居民到粮店一看，这粮食不是挺多嘛，也就不抢了。”张举凤说。
2 怕油给得少 先称瓶子后打油
康青说，那时候在粮店工作，讲究的是“一口清”“一秤准”，“一口清就是营业员对于往来的账目、册籍员对于片区的情况，都要张口就来，一秤准就是要求付粮员能够快速准确地称出粮食的重量。”张举凤还给记者拿出了一张当年她参加“一口清”业务竞赛时的照片说，那时候为了锻炼和考察员工的基本功，市里两年一次、粮管处一年一次，都要对粮食系统的员工进行考核和业务竞赛。
另外，当时的粮店都是五天一做表，卖出多少、库存多少、损耗多少，都是要有统计的。粮店对于损耗的基本要求，就是米的损耗最多只能是千分之三，面的损耗是千分之四，油的损耗是千分之五。康青说，“油的损耗是最多的，打油的时候老百姓都不错眼珠地盯着，少给一点儿都不答应。有的居民觉得自己的油少了，甚至会要求把油倒回去，称完瓶子的重量再重打。”
粮店员工面对的另一项风险就是粮条对不上。那时候居民到粮店买粮，都是拿着粮证先取粮条，粮条都是要盖章的，以防他人伪造。但即使这样，还是会有人伪造粮条，更有甚者，有人会趁着负责盖章的员工上厕所时，把章偷过来自己盖上冒领粮食。说到这里，张举凤和康青都是一脸苦笑。
3 告别了计划经济 也告别了国有粮店
康青告诉记者，因为当年的粮食都是统购统销，粮店几乎掌握了所有人的粮食命脉，几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都要经过粮店的手。
那时候，作为一名粮店员工，不但觉得脸上有光，而且也还会有不少“实惠”。“那年头逢年过节的，各个关系单位都要给我们送东西，有送电影票的，有送自行车票的，我记得那时候友谊宫还给我们送过青岛啤酒的票呢，那都是供应上级单位的，平常人你花钱都买不到。”张举凤笑着说。
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制度，这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议价粮店，叫高级粮店，也叫杂粮店。而到了1995年，个人也可以开粮店了，这对国有的粮店构成了很大冲击，而国有的粮店一时还放不下架子，也跟不上市场的形势，渐渐地就门庭冷落了。到2005年，国有粮店就都被拍卖了，卖出的钱给职工作为买断工龄的补偿，张举凤和康青他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告别了粮食系统，也告别了那段历史。
现在，张举凤的家中，还珍藏着一些粮票，甚至还留了一顶当年卖粮时戴的帽子，她说，就是为了留一个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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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秦延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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