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虽告一段落,但个税改革的道路依旧漫长。日前,知名学者、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华生教授接受《理论周刊》采访时提出:社会各界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问题上争议不断,其原因在于,是否要提高起征点、是否要减个人所得税和整体税负是否合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混淆了两者的关系才导致人们在个税起征点问题上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逻辑和道德纠结(详见6月20日《理论周刊》)。他的观点得到了不少读者的关注,今天,华生教授再次接受采访,为我们进一步剖析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些认识误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个税的工薪税问题和综合征税的改革
记者:关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问题,近来有人提出了中国个人所得税沦为工薪税的批评,受到了媒体热炒。不少人认为这喊出了工薪阶层的心声。您赞同这一提法吗？
华生:这个提法虽然很煽情,似乎很痛快很解气,但其实既不符合事实,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导。因为我国个人所得税不仅在税收中的比例很低,而且工薪所得税收占个税的比重也比别国低,并不存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变成工薪税的问题。我国工薪税占个人所得税比重过去长期较低,2008年才刚到50%。只是近两年来由于工资薪金的快速增长,工薪税才逐步上升到占整个个税的60%以上,但仍然显著低于发达国家一般占80%以上的水平。工薪税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工薪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工薪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会不断上升,这样相应的工薪税占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也会提高。所以,个人所得税以工薪税为主是一个反映社会进步的指标,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媒体上攻击和奚落我国个税沦落为工薪税,既不符合事实,也是认美为丑,摆了一个乌龙。
记者: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个税改革的方向。但是,现在有人批评政府早就提出过这个目标,实际上又没有做到。对此,您如何看？
华生:我认为他们并不理解这个改革的真正含义。许多人误以为分类就是个人,综合就是家庭。其实家庭即赡养人口只是税收减免中考虑的一个因素,而与分类和综合纳税制度并无本质联系。因为所谓综合纳税,就是将现在对分类的各种财产、资本和其它所得的分离课税,综合纳入现在仅对工薪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累进制,使累进所得税税率适用的范围扩大到其它所得。对这一点我倒是举双手赞成。因为改变个人所得税对劳动的歧视是我多年来的一贯主张。但是现在借这个话题发挥的大多数人,我估计事到临头他们可能并不赞成,而且一些人恐怕会跳起来反对。因为其一,现在工薪以外的分类税率均大大低于工薪类综合累进税率,分类与综合相结合,意味着全面大幅增税。其二,现在分类的个人所得中,目前不征税的主要有三,一是二级市场股票所得,但现在若要开征股票市场交易所得税,民众中的分歧意见极大,而且世界各国征收此税的,也多数对其所得(至少是长期持有部分)适用较低的分类税率,并不纳入综合。二是财产赠与所得,它与遗产继承所得是共生税种,必须同时启动。这对中国人注重家庭传承的传统文化也是一场革命,要开征这个税估计很多人要骂娘。三是房产的转让所得。现在房产转让所得征税力度很轻,再加阴阳合同盛行无阻,这个税可说是似有似无。房产的保有税更是没有。但房产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最大也最珍惜的资产,征税阻力极大。显然,开征这几个新税以及大幅提高现有的其它如利息、股息所得的税率(现在有不少人正在呼吁要降低乃至取消利息和股息税),绝非易事。这需要社会广泛参与的深入讨论,厘清利害、形成共识。因为要把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制从工薪综合扩展到财产、资本所得,不仅在经济理论界颇有争议和分歧,而且事实上在打击富豪的同时,必定首先触动人数虽然还不是很多、但话语权很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属于说起来痛快、做起来极难的大事。而且这里的真正障碍还并不全是政府。天下的政府没有自己不愿征税的。政府疑虑和犹豫的还是那些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强势居民阶层。由此可见,难,又不能不做,这就需要比个税起征点这样的小问题高得多的眼界和大智慧(601519,股吧),必须专门研究讨论,显然不是蜻蜓点水、哗众取宠的事。
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和隐性收入问题
记者:新加坡、中国香港近年来改个人所得税的高速累进制为低速累进或相对单一的低比例税率,这一改革措施适用于中国吗？
华生:调节收入和贫富差距,实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制,是近代资本主义诞生后工人运动和左翼社会主义的纲领和要求,现已成为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通行的制度。近年来,确有个别极端缺乏自然资源、人口流动性极强的城市国家如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在进入高度发达和具有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后,为了在全球竞争中生存立足,吸引高端人才,改个人所得税的高速累进制为低速累进或相对单一的低比例税率,但这完全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更不符合发展和保障水平还很低、贫富差距又极大的中国。单一比例税即所谓平税制使只有几千几万收入的人和有几百万上千万收入的人适用同一税率,会大大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大大减轻高收入阶层的税负,进一步扩大收入与贫富差距。
我国个人所得税边际即最高税率目前为45%,表面上看在国际上属于接近欧洲国家的较高水平,其实这里包括一些假象。因为中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单一税制,中央和地方分级共享,而如日本、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是中央或联邦征一个个税,地方再征一个个税,两者加起来的税率往往高于我国。
如美国,虽有少数几个州实行个人所得的单一比例税率甚或零税率,但大多数州实行累进税率,而关键是所有美国人除交纳州个税外,还必须同时交纳真正厉害的联邦累进所有税,其实际税率和我国相差不多,而其一般免征额仅为人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几,起步税率即为10%(我国为5%),并在人均国民收入10倍时就快速累进至35％(这还不算州个人所得税),而我国人均国民收入10倍的年薪适用税率刚为25％,45%的边际税率仅适用于人均国民收入20倍以上即年薪120万人民币以上的部分。这个标准连饱受诟病、拿近百万年薪的各大央企负责人都够不着。有人说,累进税率高了,高收入的人根本不纳税。这其实并不是事实。仅从上市公司的年报就可知道,我国年薪几百万、上千万的高工薪收入者不是没有,而是几乎全部集中在制度垄断和资源垄断的少数行业和企业。美国的大富翁们能集体站出来反对废除遗产税,中国120万年薪以上的高收入者自己也并未吭气,我们的一些学者和媒体有必要以偏盖全,拿所谓的中国高边际税率说事,为这极少数高收入人的税负鸣不平吗？
记者:低税率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可以鼓励人们主动纳税吗？
华生:这恐怕只是一厢情愿,其实作用有限。对于工薪收入者,税率无论高低,均已代扣代缴,不存在主动与否的问题。对于各种财产和资本所得包括房产转让,我国现行最高税率不过20%,但仍然偷逃漏税成风,并未见到什么人来主动踊跃纳税。至于各种隐性收入,更不是税率低一点就会自动来申报。俄罗斯2001年后税收突然大幅增加了三年,其真实原因并不是单一税率,除了正好赶上油价上涨、收入激增的好日子外,是普京2000年底上台后,以雷霆之力横扫叶利钦时代的富豪寡头,开展大规模追逃税运动,罚得俄罗斯一大批首富巨富倾家荡产,或坐牢或逃亡。这样不是杀鸡而是杀虎给猴看,税收怎有短期不增之理？如果中国也用这个劲头去治理隐性收入,什么税制都不用改,税收必然也会大幅增加。更进一步说,俄罗斯虽然人口不多且资源极为丰富,早已完成城市化,人均国民收入已达1万美元左右,但贫富差距仍然巨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其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唯一实行的单一比例个人所得税税率,显然难辞其咎。现已多次酝酿改革,俄国人自己也说恢复累进税只是时间问题。应当看到,俄罗斯尽管搞了很低的单一税率,其隐性收入、地下经济和贪污腐败之猖獗,仍然是世界上流行的谈资。这岂是城乡和贫富已经严重分化的我们可以学的榜样？倒是人口、资源秉赋和我们相近的日本、韩国,在短短30年左右实现城市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收入分配又相当公平,基尼系数长期在0.3左右,主要依靠的工具就是边际税率高达75％以上的累进个人所得税。其实,即使是号称自由经济的美国,二战以来也长期实行有几十级累进的高额个人所得税制,期间最高税率多年在90％以上,直至进入后工业化的1980年代,仅联邦个人所得税率就仍维持在70％左右。
由此可见,世界范围内的减税和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不过是近20年来的潮流,而且已经产生预算赤字扩大、国家债务惊人、许多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的消极一面。而且总体看来,俄罗斯之外唯独实行了个人所得税低税率的新加坡、香港(它们还是没有农民的城市经济体),恰好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居民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或地区,而累进税率越高的国家,收入差距越小,这当然绝非偶然。中国当下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及战后西方国家,城乡、贫富差距又远超别人,再把别人的短处当成优点来学习借鉴显然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综合这些因素,我国在城市化完成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内,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只有上升的余地,没有下降的空间。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并非只讲提升个税起征点,而是把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列入收入分配改革的三大内容之一。我们在关注个税改革问题时,是否也应重视隐性收入的偷逃税问题？
华生:现在看来,大家对此似乎都并无特别兴趣,几乎没有什么人去探讨深究隐性收入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治理办法,而是一味聚焦所谓个税起征点。其实,隐性收入在我国规模惊人,危害极大,亟待社会各界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形成人人喊打之势和制度围剿格局,方有遏制的可能与希望。但现在人们几乎都不谈如何发现和治理隐性收入,而是普遍以隐性收入的存在为由,反过来论证公开的收入也不该征税。用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如同说社会上还有大量更严重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因此公平起见就应该把已经抓到的犯人减刑释放。一个社会如果盛行这样的逻辑,那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门槛、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后的道路,确实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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